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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评论:周娴的“新农村叙事”

2017-05-17 16:49:46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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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娴的“新农村叙事”

——以中篇小说《公鸡打鸣》为例

严辉文


几年前,周娴跟我说,从现在开始,要集中一段时间专攻中短篇小说了。

认识周娴的时候,她是以擅写长篇小说著称的,圈内圈外人津津乐道的是她的几部长篇小说《售楼小姐》、《出人头地》、《帮夫记》、《吕碧城情传》等等。

有了这几部长篇垫底,转写中短篇,我对她无疑是充满信心的。

正如我从前关注周娴的长篇一样,从此我开始关注她的中短篇创作。周娴是一位勤奋又聪明的写作者,果然不久就有中篇小说《没落的村庄》、《荒诞岁月》、《校长是好人》、《三叔的婚事》等,陆续发表于《芳草》、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、《湖南文学》等文学期刊。

周娴的成功转型,对我和许多熟知她的人来说,原本不算什么新闻。不过,读了她的几个中篇之后,我还是有些惊奇于她的变化之大,因为这远不是篇幅长短的变化。

很显然,最大的变化是题材的变化。从前她的长篇都是都市题材(更何况她住在武汉城区,农村的时间很少),让我们误认为她是以都市题材见长的。没有料到的是,她的中短篇,居然都是农村题材的。



——执着的“新农村叙事”

因为兴趣爱好的原因,近几年我也很关注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的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小说选刊》等刊物,虽然关注的面还不太广,但仍然能够形成一种基本的观感,比如当代的小说叙事中,至少新农村题材算是一大缺憾。许多一线作家笔力所聚焦的,基本上是都市题材,鲜见新农村的内容。

农村怎么了?很显然我们正无可选择不可逆转地走在了工业化、现代化、城市化的道路上,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消失了,可以无视了,可以远离文学的视野了。不,恰恰相反。现代化改变着农村,城市化挤压当然也在再造着农村。或者换言之,农村在这个时代的沉浮、扎挣、转型,正是时代风云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文学的意义上尤其是不容被忽视的。

周娴的中篇小说,既拓展了她的人文关怀视野,又可谓紧紧地把握住了时代脉搏。她不是写那种过去了的农村,历史沉寂了的农村,而是重在关注当下。

她的《公鸡打鸣》,应该是关注当下农村的典范之作。

花田村是在城市化浪潮席卷之下的一个缩影。青壮年劳力都进城打工去了,家里只有留守老人、留守儿童。土地已经异化成为鸡肋一般的东西,大多数时候可以一钱不值地抛荒,而一旦城市资本涌入,比如出现土地流转、拆迁征地之类的情形,土地又会变成各种矛盾的载体。

这是一个曾经失落的村庄,基层组织是如何运转的?因壮劳力进城务工而残缺的家庭、落魄的村庄中,村干部又将如何作为?这无疑是中国社会边缘的一个缩影。

尤其是,花田村在城市化浪潮冲刷的不确定不稳定的摇晃中,也必然影响及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情感状态。周娴正是用她的笔力,聚焦了农村人的爱情与亲情、留守与别离,变化与坚守,还有对土地和故园的抛掷与眷恋。



这是一种可贵的努力,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“新农村叙事”。

这种“新农村叙事”,要做好,也殊非易事。以《公鸡打鸣》为例,周娴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专注而执著地进行了努力。

一是构思巧妙,故事引人入胜。《公鸡打鸣》的主角是花田村花村长,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外出打工农民,因为肯帮忙、有手艺、人缘好、人品佳而被当选为村长,于是乎不得不弃城返乡。他心里一心想着推动村里的土地流转工作,既要照顾乡里乡亲的村民的利益,又要满足开发商的要求,可谓劳苦功高。而花田村,也正如当今农村地区的许多村落一样,早已经是壮劳力大多进城务工的“空壳村”,花村长除了正常的村务工作之外,还不得不周旋于男人外出打工或者没有男人的李月、花自喜媳妇、宋寡妇等人之间,算得上是煞费苦心。

一位男村长,众多的留守妇女、留守儿童,出现许多故事,许多的误会,甚至于许多的荒诞都是必然的。而周娴的巧妙在于善于设置伏笔,包袱此起彼伏,故事既连绵不断又能适时推向高潮。



二是主题集中,农村特色突出。农村是什么?就是土地、作物、男人、女人,就是与时俱进的生产与生殖,就是一代一代人对土地的眷恋与背叛,就是转型期对城市的神奇向往以及宿命性地必然回归。这里面有分分合合、聚聚散散,有城市的“居不大易”,又有农村的空漠沉沦。花田村可谓是一个近郊农村的代表。孩子要读书进城,成年人要劳力进城。女孩子哪怕找不到体面的工作,嫁不了城里人也要进城;男人们就算难免用嫖娼的方法解决性压抑难题也要进城;妇女们面临家庭破裂、夫妻一拍两散的风险也要进城。然则农村的出路在何方?周娴没有停留在痛苦的徘徊和呻吟之下,也没有急于给出答案,但是她的故事仍然指出了一个方向,农村现代化的方向,农民用土地资源换生存发展转型的方向,农民不背井离乡也可以拿工资养活自己的方向。

三是寓意贴切,象征若隐若现。写农村,就离不开农村的风物。周娴的高明之处在于,不是为了写风物而写风物,不是为了炫技而描写。我觉得她的寓意和象征用得恰到好处,不多不少。公鸡,大概谁都看得出来,是这部小说的象征物。“公鸡打鸣,累死没人同情,”人们大概不难联想到花村长这位留守村长,周旋于留守妇女之际的个人命运。小说在把花村长与宋寡妇联系起来时,还写到了蛇,但不像写公鸡那样点明,这既是不重复的技巧,又或明或暗地照应了农村留守妇女的情感需求。

四是节奏明快,尤其是语言简练。作者潜心写作多年,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。这次对“新农村叙事”的回归,她更是让我们看到了适合农村人的语言特质。

——三叔是个好人

还是要说一说三叔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,周娴的“新农村叙事”中,三叔至少两次当过小说的主角(《三叔的婚事》、《公鸡打鸣》)。无论是三叔的称谓,还是国伢的小名,都能让我们熟悉的农村人形象跃然纸上。我觉得哪怕主人公的这种命名,也不是偶然的,即使第一次是偶然的,也意味着冥冥之中,必有一个这样的人物,要在“新农村叙事”中担纲主角。

有意思的是,两部小说,两个三叔是截然不同的,如果说《公鸡打鸣》中的三叔是强大的、有胆略的农村领头人的话,那么《三叔的婚事》中的三叔则是处处受欺令人同情的弱者。但两个三叔又并不刻意为了故事起伏而走极端,可以说都是转型期农村人的代表和典型。

三叔,不免让人想起了村上春树笔下的渡边君。这个人物,村上春树也是从身边借来的,然后像一个精灵一样,从村上春树的一个短篇跳到另一个短篇,其所代表的人物五花八门,比如《象的失踪》里的大像饲养员,《家庭事件》中的未末妹夫,《双胞胎女郎与沉没的大陆》中的生意合作伙伴。后来甚至于出现在他的长篇小说《挪威的森林》中,让我们见识了一个多面体一样的渡边君。

我相信,周娴在三叔题材上,还将有更多更精彩的开掘。以她的才力和写作势头看,把三叔当作主角的“新农村叙事”,无疑也将是潜力巨大的。



—— “新农村叙事”大有可为

周娴的“新农村叙事”,已经初涉了郊区农民被捆绑在城市推土机和工业流水线上的命运,剖析了农村新的矛盾,经济的矛盾、成长的困境甚至于性关系的矛盾,探索了新农村的语言特色,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。但显然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,比如需要不囿于传统的或者流行的中短篇小说模式,故事不必设计得太满、太机巧、太滴水不漏;叙事完全可以大胆创新,放手去写,笔力更放纵更疯狂些,撕开闭合的文学范式用力可以更狠些。想必周娴的“新农村叙事”跟农村这片天地一样,也是无比广阔且大有可为的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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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辉文,湖北省作协会员,武汉市书协会员。时政评论、文化评论、文学评论、专栏随笔之外,亦从事文学创作 。公开发表各类文章200余万字。有以教我请垂询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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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名:采桑子、掀髯一笑。 湖北武汉人,做过教师、公务员,忝列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武汉市书法家协会会员。时读闲书,偶发议论。选稿约稿,欢迎联络yanhuiwen100@126.com QQ:54218356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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